國難當頭，戴笠仍念念不忘反共。他派手下暗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代表宣俠父；派特務潛伏到陜甘寧邊區(qū)，進行破壞活動，但效果并不顯著。

宣俠父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就是在合作期間，國民黨也念念不忘對付中共。

西安是靠近延安的大城市，也是國民黨極為重視的軍事要地。西安事變后，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將蔣鼎文坐鎮(zhèn)西安，而中共則任命宣俠父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代表。

宣俠父是黃埔一期學生。早年留學日本，后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能言善辯、機智過人，曾在馮玉祥部作過統(tǒng)戰(zhàn)工作。蔣鼎文和宣俠父既是同鄉(xiāng)（浙江諸暨人），又是師生（蔣是宣的老師）。另外，西安警察局長杭毅也是宣的老師，西安警署司令董釗和宣是同學，西安的顯赫人物杜斌承（陜西省府秘書長、楊虎城部總參議）、趙壽山（西北軍三十八軍師長、軍長）等與宣交往密切。正因這些有利條件，中共派宣俠父來西安協(xié)助林伯渠工作。

宣俠父一到西安，戴笠即令軍統(tǒng)西北區(qū)區(qū)長張嚴佛嚴密監(jiān)視宣在西安的一舉一動。

張嚴佛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長李翰廷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加設了一個警察派出所作為固定監(jiān)視哨，重點監(jiān)視宣俠父。張嚴佛嚴格規(guī)定：

派出的對宣俠父和八路軍辦事處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開身份，在指定的范圍內，作固定的監(jiān)視，不化裝、不離開派出所崗位，不作流動偵察和跟蹤；對宣俠父和任何人的監(jiān)視，必須絕對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則以泄漏秘密論罪。固定監(jiān)視宣俠父的主要要求是：確實掌握宣在辦事處的居住和行動，如有遷移或離開西安的跡象，必須立即報告。另外，張還指示兩三個精明狡猾的特務專對宣俠父輪番跟蹤，流動偵察。

從１９３７年冬天起，戴笠根據(jù)西北區(qū)的情報，不斷向蔣介石匯報有關宣俠父的活動情況，主要內容有：宣俠父在西安與楊虎城舊部杜斌丞、趙壽山，以及趙壽山派駐西安辦事處長老共｜｜產(chǎn)黨楊曉初等，來往勾結，教唆杜斌丞、趙壽山等反中央、反蔣；宣俠父與西安各方面左傾人物廣泛接觸，打著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動西安學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所在地成了左傾人物、青年學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學校學生思想混亂，學生不安心求學，學風敗壞；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系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系，散播共產(chǎn)主義思想毒素，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宣俠父在西安“公開指摘中央，誹謗委員長”限制言論、出版自由，鎮(zhèn)壓抗日救亡運動，歧視共｜｜產(chǎn)黨、不補充八路軍武器軍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壞抗戰(zhàn)的言論；宣俠父在西安指揮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等等。這些情報內容空洞，沒有具體事實根據(jù)，但引起了蔣介石對宣俠父的仇視，急欲除之。

１９３８年５月，張嚴佛調到武昌軍統(tǒng)局代理主任秘書，跟蹤監(jiān)視宣俠父的任務改由徐一覺負責。

６月底，蔣鼎文接到蔣介石指示殺害宣俠父的密電后，親自下了一個手令交給徐一覺。手令內容為“派第四科科長徐一覺將宣俠父密裁具報，蔣鼎文（簽名）”。徐找來李翰廷、李良俊等特務商量具體行動方案，為確保秘密，決定深夜在城內動手。

因為宣俠父的行動無法掌握，徐一覺要求蔣鼎文幫忙。某夜１１時后，蔣鼎文打電話給宣俠父要他立即到自己的住處后宰門公館（距離八路軍辦事處兩里），有事要相商。宣俠父只覺事有蹊蹺，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幾天前延安中央曾發(fā)來密電，稱蔣介石已有殺宣俠父之心，很可能會在最近動手，讓宣俠父擇機離開西安。宣俠父何嘗不知其中的危險，但自己的工作關系到更多人的安危，他不忍離去。宣俠父放下電話，旋即趕往后宰門公館。

死亡已一步步逼進！

談話直到和徐預先約定的凌晨１時左右，蔣鼎文才讓宣俠父回去。待宣俠父走到預定地點，徐一覺輕輕揮了揮手，特務李翰廷、李良俊、張志興悄悄地跟了上去，突然地將宣俠父架進已準備好的汽車里，用棉花塞住嘴。李翰廷、徐一覺同時下手抓住宣俠父的咽喉，套上繩索，兩邊拉緊，宣俠父怒目圓睜，終于停止了呼吸。

李廷翰伸手摸了摸宣俠父的鼻子，說：“還算順利。開車，到下馬陵去！”

下馬陵是西安偏僻的地方之一，附近沒有老百姓住宅，白天都沒人來這里。徐一覺早已命令幾個人在這里放哨警戒。汽車一到，立刻把宣俠父的尸體抬下來。徐一覺伸手在宣俠父身上搜出一塊金質懷表和一條黃金表鏈，他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試了試成色，隨手裝進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宣俠父的尸體扔進枯井。

一代英雄宣俠父，陳尸井底。

第二天，徐一覺當面報告了蔣鼎文，蔣發(fā)下了獎金２０００元，徐自己獨得１０００元。

不久，延安共｜｜產(chǎn)黨知道了宣俠父的死訊。林伯渠向蔣鼎文提出抗議，要求緝拿兇手。蔣開始推作不知，只答應查詢，實則敷衍搪塞。同時，命令李翰廷等人把宣俠父的尸體移到城外一個離道路較遠的荒地埋起來。當時軍統(tǒng)局西北區(qū)已經(jīng)由西安新城搬到東南隅玄楓橋仁壽里四號，離城墻近，就在城墻根挖了防空洞，開了兩個口通向城外，加設了兩道門，平時上鎖，遇到日寇飛機轟炸，可從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俠父尸體遷移后，丁敏之領張嚴佛到城墻上，指著西安城外東南角上離城一里的新土堆向張嚴佛說：“宣俠父尸體就埋在那里，從防空洞搬出去的?！?/p>

不久，參與暗殺的特務徐一覺、李翰延、李良俊等因分贓不均，泄露秘密，林伯渠以此為線索，一追到底，并向社會公布了此案，引起西安左派人物及社會進步團體的同聲譴責。蔣鼎文無奈，只好求請中央，迫于壓力，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向周恩來表示：“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制裁他的。”

戴笠對付中共的第二個方法就是派特務潛伏到陜甘寧邊區(qū)，搜集情報，進行破壞活動。

戴笠從事這方面的活動，主要是依靠設在榆林的陜北站（站長黃逸公）和設在關中的西北特偵站（站長程慕頤）。戴笠命令黃逸公、程慕頤在被扣押的青年學生中，挑選部分可靠分子（出身較高或國府黨政軍官員的子弟），經(jīng)過一番短期培訓，再以進步學生名義，混入延安。當時中共中央社會部對進入延安的學生的辦法是：來者不拒，動輒必究，自首者歡迎，為惡者逐出。這套辦法使打入延安的數(shù)百名“骨干”，大都向邊區(qū)政府自首，少數(shù)人搞了些情報，但很快被邊區(qū)政府查獲遣送回來，并拿著他們的交代材料，向國府方面問罪。

戴笠見此計不靈，干脆以冒名頂替的方法，直接派“軍統(tǒng)”骨干拿著沒收學生的各種證件，混入延安，比較知名的如袁良、賴國民、沈之岳、秦文禮等，他們在延安潛伏了一段，只是始終沒搞到比較有價值的情報，后來因吃不了苦，或害怕被問罪都相繼離開邊區(qū)。戴笠自欺欺人，專門召開座談會，讓這些“延安回來的人”，講述潛伏邊區(qū)的方法和體會。

遺憾的是，他們只講了“說難道易”六句話：“打入容易立足難，潛伏容易活動難，個人行動容易，組織串聯(lián)難，一般應付容易，取得信任難?！卑堰@幾句話總結一下，就成了：打入、潛伏、個人搞些小動作比較容易，真正站住腳，搞活動、建立組織，根本不可能。這種結論，顯然是失敗的結論，戴笠當然不死心。正在日夜尋思，枯腸搜盡之際，張國燾的點子又啟發(fā)了他。

張國燾于１９３８年４月自陜北叛逃到武漢，后被蔣介石召見，加封為中將國民參政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反共設計委員會主任秘書、軍統(tǒng)局特種問題研究室主任。

張國燾到軍統(tǒng)后便幫助戴笠在重慶磁器口童家橋洗布壙舉辦了“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專門訓練反共特工?！霸鯓哟蛉脒厖^(qū)去”是訓練班的一門重要課程。張向戴一再吹噓，經(jīng)他訓練出來的特工，對邊區(qū)的地理地貌、風土人情，以及黨政軍建制、施政方針、工作方法等，都有透徹的了解，讓他們搞策反萬無一失。在張的鼓動下，戴笠便在漢中、洛川、耀縣建立了三個“策反站”，先后向邊區(qū)派遣特訓班特工１００多人，活動結果仍然不理想，不是被中共方面抓住把柄遣送而回，就是搞來一些過時情報，毫無使用價值。張國燾的聲譽由此而一落千丈。

中共無線電英雄張露萍打進軍統(tǒng)電訊總臺，成立特別小組，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戴笠費盡心機逮捕了張露萍，嚴刑酷法，終沒使張招供。

抗戰(zhàn)中，國共雙方較量的另一個陣地就是無線電臺。中共的“楔子電臺”直接打進重慶軍統(tǒng)中樞，活動陣地就在軍統(tǒng)電訊總臺。這對于“特工王”戴笠來說，簡直是個莫大的諷刺。

“楔子電臺”的主要負責人是“牛角坨七人小組”。

“七人小組”的組織稱謂是“中共軍統(tǒng)局電訊總臺特別支部”，支部書記張露萍，其他成員有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光、陳國樁、王錫珍。張露萍當時只有１９歲，她是四川崇慶縣人，本名余家英。余家英姐妹三人，她居“老末”，自幼聰穎好學。１０歲時，入成都東德小學，１４歲考入劉文輝創(chuàng)辦的成都市建國中學。１９３５年底，北平學生發(fā)動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成都各大中學校學生紛紛響應。余家英在學聯(lián)的組織下，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反對內戰(zhàn)分裂。

“民先隊成都隊部”成立后，余家英成為首批“民先隊”隊員，并在建國中學“民先隊小隊”中，負責宣傳、組織工作，她就像初次凌空的雛燕，不知疲倦地撲騰著雙翅，時而寫墻報，時而做演講，時而指揮唱救亡歌曲，時而化妝登臺演出……她第一次感受到投入革命洪流的榮譽感和幸福感。

１９３８年２月初，余家英化名黎琳，被“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護送到了延安。黎琳先被分配到陜北公學二期１４隊，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等課程。短訓班結業(yè)，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由于她活潑開朗，待人熱情，工作學習都很認真，被選為班級活動小組長，每逢學校集中上大課時，經(jīng)常指揮大家唱歌，尤其愛唱那首拿起刀槍干一場的歌，久而久之，人們便親切地稱黎琳為“干一場”，后來竟成了她的代稱。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被分配到中央組織部干訓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第二年，組織上考慮到黎琳和川軍上層人物（指其姐丈李安民）的關系，派她入川工作。

黎琳到重慶后，立刻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報到。當時，國民黨剛開完六中全會，張露萍正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方都由“政治防共”改為“軍事反共”，作為特務大本營的軍統(tǒng)局，也在千方百計搜捕迫害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為了準確地掌握敵人動向，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已在軍統(tǒng)局電訊總臺發(fā)展了兩名內線黨員——張蔚林和馮傳慶，只是人單勢孤，開展工作受到局限。根據(jù)周恩來意見，葉劍英找黎琳談話，準備要她打入軍統(tǒng)電臺，作為一個楔子，釘在軍統(tǒng)局中樞線上。黎琳沒有猶豫和推托，完全接受組織的安排。

為了迅速接近軍統(tǒng)電臺，組織上又讓黎琳化名張露萍，成為張蔚林的妹妹，來重慶補習謀職。軍統(tǒng)局規(guī)定，內勤機要人員有家屬的可以住進牛角坨宿舍。為了照料“妹妹”生活，張蔚林申請到了一套房子，“兄妹”倆組成“家庭”。張露萍根據(jù)工作需要，從發(fā)式、化妝、穿著、行動作風等各方面，完全按一個活潑、文雅、摩登的女學生來設計。中共南方局給她明確的任務是：負責傳遞張蔚林等從軍統(tǒng)局搞到的情報；成立軍統(tǒng)電訊總臺特別支部，張露萍為支書，要積極發(fā)展條件成熟的青年入黨，壯大組織力量；直接接受南方局軍事組的領導，不與其他組織發(fā)生橫的聯(lián)系。

１９４０年春，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fā)展到頂峰，在北方前沿，胡宗南侵占了陜甘寧邊區(qū)５個縣，閻錫山發(fā)動了晉西十二月事變；石友三、朱懷冰部進犯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在大后方和國統(tǒng)區(qū)，則實行白色恐怖，動用大批軍警憲特，捕殺迫害共｜｜產(chǎn)黨人和愛國人士。在這關鍵時刻，張露萍的特別支部發(fā)揮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特殊作用。軍統(tǒng)局通過電臺發(fā)出的一切密令、行動計劃、搜捕安排，都一字不漏地及時傳送到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在對敵斗爭中，爭取了主動。

１９４０年２月，戴笠和胡宗南勾結，由重慶直接派出一個“三人小組”，攜帶著美制小型電臺，通過胡宗南防區(qū)，潛入陜甘寧區(qū)搜取情報，這個密令被張露萍等傳送給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結果，“三人小組”剛跨入邊區(qū)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軍民抓獲。不僅美制電臺成了中共的戰(zhàn)利品，同時，也增加了一條揭露蔣介石假抗戰(zhàn)真反共的具體罪證。

同年４月，設在天官府街十四號的中共地下聯(lián)絡站，被軍統(tǒng)發(fā)覺，他們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準備在該站進行聯(lián)席會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產(chǎn)黨人。這個情報送來的較晚，張露萍無法脫手讓別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坨，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規(guī)定這是不允許的），遞上一張“有險情，速轉移”的字條，便匆匆離去。

軍統(tǒng)破壞地下聯(lián)絡站的計劃落空了，戴笠卻從中產(chǎn)生了疑問，為什么我的秘密行動走漏得那么快？為什么中共的準備又是那么充分？難道我軍統(tǒng)內部有人通敵？想到此處，他倒吸一口冷氣，好厲害的共｜｜產(chǎn)黨，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彈！戴笠的猜想沒有錯，張露萍領導的特別支部，除原有的張蔚林、馮傳慶之外，又發(fā)展了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錫珍４人為地下黨員，這樣一來，機房、報務、譯碼等組室全有了眼線。消息焉有不漏之理。

戴笠情急，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劉培初密商，要對全局人員進行一次普審，尤其是電訊、機要處室，不論是頭頭還是一般人員，發(fā)現(xiàn)反常或可疑之處，一律先拘后審。

事出湊巧，張露萍這天騎自行車上街，被一輛逆行的小臥車掛倒，車主人下車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顧彥，二人不約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別偶遇，互相告慰幾句便話歸正題，張露萍不便暴露真實身份，佯稱在一家公館當家庭教師，大姐則說此次來重慶，是為母親購買中風特效藥的。母親癱瘓在床，女兒焉有不擔心之理，經(jīng)組織批準，張露萍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初，回成都去省親。

不料在此期間，張蔚林出事了。由于連續(xù)工作，收發(fā)報機上一支真空管被燒壞，正在進行全面審查的監(jiān)察科長肖茂如平時和張關系不好，想借機報復一下，便說張是有意破壞，把張送稽查處關了禁閉。張以為事情敗露，沉不住氣，竟從禁閉室逃出，跑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躲避。組織上認為，這是工作上的過失，至多受點處分，張應該立即回去找領導檢討此事。于是張蔚林返回軍統(tǒng)局，找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求情。

張?zhí)与x禁閉室之后，戴笠產(chǎn)生了警覺，立刻派人四處追尋，同時搜查他的宿舍，結果搜出一個記有軍統(tǒng)局在各地電臺配置和密碼的記錄本，張露萍的筆記，七人小組的名單。等張蔚林來求董益三時，即被捕。在報房值班的馮傳慶得信后，翻墻逃出軍統(tǒng)電訊臺大院，跑到“八路軍辦事處”來報信。葉劍英見情況緊急，立即讓馮化裝成商人，安排他深夜過江去延安，并向成都發(fā)電報，通知張露萍就地隱蔽，莫回重慶?？上?，此電報晚了一個時辰，戴笠已借張蔚林名義，給張露萍發(fā)了“兄病重望妹速反渝”的電報，張已在返渝途中，無法補救。馮傳慶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務抓獲。這樣，包括楊光、陳國柱、王錫珍、趙力耕在內的“牛角坨七人小組”全部被擒。

這么嚴重的案子，使戴笠又氣又恨，又有點無地自容。他要親自審理此案，按照他的估計，這七個青年人背后，定有大人物在指揮，如果找到突破口，反共又會多一張王牌，在老頭子面前，還可挽回一點面子。但他沒料到，這七個年輕人竟是這樣棘手。

戴笠先審張露萍。他認為，一個１９歲的女孩子沒有多大能耐。戴問：

“你叫什么名字？”

“張露萍。”

“有沒有別的名字？”

“沒有?！?/p>

“胡說！那余家英是誰？”

張露萍察覺，軍統(tǒng)一定在成都作了調查，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心想，正好以此來做掩護，答道：“那是我的學名?！?/p>

“你去延安干什么？”

“抗日唄！”

“在抗大受過訓嗎？”

“受過?！?/p>

“共｜｜產(chǎn)黨派代來重慶干什么？”

“不是派，是我自己偷偷回來的?！?/p>

“胡說，你還想賴！”

“我受不了延安的苦就跑回來了?！?/p>

“你不回老家，來重慶干什么？”

“我沒臉見父母，想在重慶補習功課考上大學再告訴家人?！?/p>

“為什么和張蔚林稱兄妹住在一起？”

“我們在談戀愛，因為你們軍統(tǒng)有規(guī)定，機要人員不許和外人談戀愛?！?/p>

戴笠自感無懈可擊，只好改用老套活。不說真話，就用刑。

掌嘴、鋼絲鞭、釘竹簽、下夾棍，張露萍體無完膚，但還是沒有招供。

對張蔚林等其他６人的審訊，也是如此。

后來，戴笠故意把張露萍放出，派人跟蹤，張知其用意，幾次路過“八路軍辦事處”看都不看一眼。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慶地下黨有聯(lián)絡”為由，判７人死刑，報蔣審批。蔣介石還想以７人為反共憑證，遂批為“死緩”，囚禁在白公館。１９４１年３月，張露萍等七人小組，被轉送到貴州息烽集中營。

１９４５年夏，戴笠視查息烽集中營時，忿忿地對集中營主任周養(yǎng)浩說：“現(xiàn)在放著他們還有何用，鬧不好在獄中還要生事，干脆秘密除掉算了。”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４日，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光、陳國柱、王錫珍七位勇士倒在了敵人的槍口下。

憑借李克農(nóng)出色的情報工作，毛澤東摸清了蔣介石的底牌，毅然赴重慶參加談判。戴笠妄想從毛澤東身上搞情報，終一無所獲，最后毛安然而歸。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共兩黨形成“一山二虎”之勢。當時，國民黨主力部隊正在西南、西北地區(qū)，難以在短期內調往各地戰(zhàn)場，因而戰(zhàn)略態(tài)勢對國民黨極為不利。蔣介石為爭取時間備戰(zhàn)，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２０日和２３日連發(fā)三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和談”，“共商國是”。

蔣在陪都重慶所發(fā)的每一封“誠摯”的和談邀電，都馬上刊登在國民黨的各大報刊上，彰顯出一副殷殷期盼的樣子。其實，蔣介石的真實目的，說白了也就是“假和平、真內戰(zhàn)”，毛澤東對此早就料到了。

但是，當時的情形并不簡單，在接到蔣發(fā)來的電報后，中共和毛澤東開始積極緊張地尋求對策，在重慶和延安來來回回的電報之間展開揣摩與斗爭。

對蔣的第一封電報，毛澤東沒有馬上回復，在１６日才回函蔣介石：“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而且尚未表態(tài)是否一定會赴渝。同時，告訴李克農(nóng)說：“蔣介石發(fā)電報要我去‘和談’，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說過：談是要談的，但他們不會有誠意，談攏的希望一絲一毫也沒有。不過，人家已經(jīng)發(fā)了邀請，我們能不去？現(xiàn)在，關鍵是要盡快搞到具體情報，證實一下我們的判斷，摸摸蔣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毛澤東將弄清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么藥”的艱巨任務交給了李克農(nóng)。這李克農(nóng)何許人也？他可不簡單，他雖沒有領過兵、沒有打過仗，但卻是一位將軍，是中共情報史上的風云人物，被譽為“龍?zhí)度堋敝?，與戴笠算是一個職業(yè)！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李克農(nóng)是中國的大特務，只不過是共｜｜產(chǎn)黨的特務”。據(jù)說，１９６２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獲悉李克農(nóng)去世的消息后，居然欣喜不已，宣布休假３天，以慶賀強有力的對手消失了。這個舉動在中央情報局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由此可見李克農(nóng)的能力與聲威。

當時李克農(nóng)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專門負責領導和指揮中共的情報與政治保衛(wèi)工作。接到毛澤東的指示之后，李克農(nóng)便迅速組織情報系統(tǒng)，不分晝夜地忙碌起來。他的情報系統(tǒng)日夜監(jiān)聽國民黨的電訊，想捕捉信息，但國民黨使用的密電電碼無法破譯。他忽然想到國民黨在延安駐有聯(lián)絡處，必定與重慶就毛澤東是否接受邀請有密電往來。

李克農(nóng)很快把注意力放在國民黨軍令部派駐延安的兩個聯(lián)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身上。他深信，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定會密令周勵武、羅伯倫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報以作出相應之策，因此從他們的來往密電中可以弄清蔣介石此舉的目的。

８月１５日晚，李克農(nóng)從情報部門獲悉：重慶各報已被告知，第二天一早要全文公布蔣介石致毛澤東的電報。李克農(nóng)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蔣介石看我沉默，便展開輿論攻勢。我起草電文回復蔣介石。”次日，毛澤東發(fā)出給蔣介石的回電。電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慶參加談判的問題。電文發(fā)出以后，毛澤東接見了周勵武、羅伯倫。周勵武詢問毛澤東對蔣介石來電的看法。毛澤東當面告訴他們先不準備去重慶，等蔣委員長答復電報后，再作考慮。

得到毛澤東的回答以后，周勵武忙向重慶匯報了自己會見毛澤東的經(jīng)過，明確告知：毛澤東絕不會去重慶。蔣介石收到毛澤東的回電和周勵武的“第一手李克農(nóng)情報”后，忍不住說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澤東絕不敢來重慶?！?/p>

李克農(nóng)嚴令情報部門，嚴密監(jiān)視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動向。當周勵武在延安將所謂情報發(fā)給重慶，送到蔣介石手中時，就會有同樣一份情報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

８月２０日，蔣介石又發(fā)了一封電報，再次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電文很長，口氣強硬。李克農(nóng)在拿到電報后斷定，蔣介石這是假戲真唱，其實他絕不希望毛澤東去重慶與他談判，而是估計到毛澤東不敢去重慶才故意逞強。蔣介石想假戲真唱獲得輿論上的優(yōu)勢，毛澤東不去，他就可以把拒絕和平的責任推到共｜｜產(chǎn)黨頭上。這一招不可謂不毒。李克農(nóng)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澤東決定再給蔣介石吃一顆“定心丸”，增強他的錯誤判斷。８月２２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了第二封電報，并再次接見周勵武、羅伯倫。一見面，毛澤東就“開誠布公”地對周、羅說：“蔣委員長的電報已收到，我已復蔣委員長，因自己工作繁忙，無法脫身，為團結大計，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慶與蔣會晤，待恰當時機再相機赴渝?！?/p>

蔣介石收到毛澤東的第二封回電后，心中暗喜：果然不出所料，毛澤東被逼無奈，派周恩來到重慶與我周旋，自己則躲在延安不敢露面。蔣介石更是決心把這場假戲唱到底了。他要把毛澤東、共｜｜產(chǎn)黨推上承擔內戰(zhàn)罪責的被告席。

８月２３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fā)去了第三封電報，再次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收到電報，大笑不止，說：“蔣介石要把假戲唱到底嘍！果真以為我不敢去重慶了！”

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分析了抗戰(zhàn)勝利后的國內外形勢，毅然決定親自率周恩來、王若飛等人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戳穿其假和平的把戲。

李克農(nóng)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毛澤東決定親自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主要依據(jù)就是十多天來他提供的情報和分析，如稍有偏差，可能會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使黨和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為此，李克農(nóng)又反復核對了收集到的情報并再度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場情報戰(zhàn)是該收網(wǎng)的時候了。李克農(nóng)下令封鎖消息，不讓國民黨得知任何關于毛澤東是否去重慶的消息。

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的準備工作在高度保密下進行著，而國民黨特務周勵武、羅伯倫卻懵然不知，在重慶的蔣介石則更是兩眼如盲。

８月２６日，蔣介石在得到周勵武密電，報告毛澤東不會來重慶的情報后，得意地使出了自己的“殺手锏”：派一“大員”乘飛機去延安接周恩來，同時再次當面邀請毛澤東來渝。８月２８日上午，在延安的周勵武、羅伯倫又提出會見毛澤東的要求，中共方面婉言回絕：毛澤東正與同國民黨“大員”同來延安的美國大使赫爾利等人談話，周恩來下午將乘飛機與赫爾利等去重慶。得此“情報”的周勵武、羅伯倫，又一次向重慶發(fā)出密電，稱毛澤東無意去重慶。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當這封電報送到蔣介石手中時，毛澤東已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慶的飛機。李克農(nóng)看到破譯出的周勵武發(fā)給重慶的密電時，不由得開懷大笑。

８月２８日，當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等人出現(xiàn)在重慶機場時，蔣介石、戴笠二人目瞪口呆。蔣介石自嘆在談判開始前，就在政治上打了敗仗。戴笠自知失職，當毛澤東在機場頻頻向歡迎者含笑致意時，他卻驚慌地趕到蔣公館商量對策。

戴笠試探地問了一句：“毛澤東到重慶，我們軍統(tǒng)該干些什么？”

蔣介石斷然道：“千萬不能胡來，否則影響太大，對我們不利。我想安排毛澤東住在曾家?guī)r桂園。雨農(nóng)，你要好好地保護我請來的客人?。　?/p>

毛澤東與赫爾利在重慶九龍坡機場

戴笠會意，領命而去。

戴笠把由憲兵特工組成的警衛(wèi)班安排在桂園左角一小屋內。這間小屋可一眼看到整個桂園，而且隔壁有美軍總部憲兵排的軍用電話，可以隨時與外界聯(lián)系。

戴笠規(guī)定警衛(wèi)班成員一律不能回家；要嚴格遵守紀律，對違反紀律的，一律按軍法處置；任何人都不許接近毛澤東。

戴笠惟恐不周，又特地吩咐一名武裝憲兵站崗，另外兩名憲兵擔任毛澤東外出的隨車警衛(wèi)工作。

“除朱副官（毛澤東警衛(wèi)隊副隊長朱友學）準許進出的人和介紹給我們認識過的人外，其他人員一律不準進入。”戴笠特地強調。他想：“這樣可以切斷毛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同時，戴笠并不死心，仍然想乘機搞些情報：“我搞軍統(tǒng)幾十年，成立西北工作站，幾次派人打進陜甘寧邊區(qū)，總是一無所獲，現(xiàn)在毛澤東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我一定要趁此摸一摸共｜｜產(chǎn)黨的老底。”

戴笠指定一人專寫情報日記。約定在情報日記中稱毛澤東為“何先生”，朱副官為“老吳”。具體內容為：

一、何先生今天×點××分到１８號（毛住宅）。

二、上午×點有某人（男、女或外國人，相貌、身材、服裝、年齡）到１８號，于×點×分離去，老吳做××。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會（寫明請客人的姓名地址）。

四、下午何先生接見××××人，又到××街訪友。

戴笠親自過目后，交給內勤憲兵，然后由特高組派人偽裝“傳達兵”來桂園取走，連同其他方面的“日報”，擇要摘編，報告蔣介石。

可是戴笠絲毫沒有得到任何情報，苦惱極了。一個警衛(wèi)特務見狀，忙堆上笑臉，獻計道：“為什么不乘機會把毛澤東除掉？坐上幾年牢便可立大功了。”戴笠氣得狠狠地就是幾個巴掌甩了過去。打過之后，戴笠一驚：“如若有誰作亡命之徒，這豈不是軍統(tǒng)闖禍了！”戴笠愈想愈驚，便又在桂園增添了一個游動崗哨！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下午６時，國共雙方代表在會談紀要上簽字，１１日上午９時，王若飛偕毛澤東等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啟程飛回延安，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留在重慶，繼續(xù)與國民黨談判。

戴笠望著漸漸起飛的飛機，心里不是滋味，他感嘆道：“我一生在和眾多的對手較量中，很少輸過，可這一次不僅什么都沒撈到，而且擔驚受怕整整４３天！”